历史的陈述与寓言

--刘长春访谈录

问：你以前的作品主要是浪漫主义的舞蹈题材，为什么近几年转向了严肃的政治题材？

刘：描绘舞蹈只能满足视觉。而我的平生经历了太多的社会大变革，骨子里被政治的内容浸透了，因此在这方面的嗅觉更敏感些。在政治内容的描绘里历来充斥着立场鲜明的颂扬或谩骂，常常淹没了人们正常的思考，这种状态蔓延至今。尤其中国当代艺术里泛滥着街头对骂般粗俗的政治内容，实在看不下去，想出来讲点公道话。

问：同是政治题材，你的作品和当下流行的政治波普有很大不同，你的角度是什么？

刘：普京说过：“忘记苏联是没良心的，想恢复苏联也是天真的”。社会主义实践已近百年，影响着全球绝对多数的民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曾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苏联也曾代表着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水平。进入全球化时代，面对靠资本积累迅速富裕起来的生活，人们似乎恍然大悟。伴着来自西方的喝彩，他们把社会主义以及领袖人物妖魔化，刻薄地讥讽着红色时代，完全是一幅西风压倒东风的景象。其实，这仍然是延续着冷战时期围绕着意识形态的世界政治斗争。即将步入中年，倍感世态真如秋风扫落叶般炎凉，良知唤起了我对政治问题的认真思考。

问：那么你在作品中所寄予的应该是一种正面叙事了？你是不是在追溯一种曾经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

刘：我的作品里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立场，仅反映个人对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认真思考。无论是刮东风还是刮西风，我最不喜欢随风而动，去充当政治势力的喉舌。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教徒，但社会与家庭的教育一直是让我爱共产党、爱祖国。少幼时一心向往过共产主义生活，这个理想确实影响了我的生命。但是，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物质的和文化的许多东西是领先世界的，同样是我向往的现实生活。

问：而且你后来也确实去了香港。

刘：对，去香港时有一种走向新世界的冲动，但真到了那里，才在对比中发现，资本繁荣背后的真实香港远不及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北京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问：香港的政治气氛应该相对比较弱，言论更自由些。

刘：恰恰相反，我一直以为资本追求世界里的人都不会关心政治，而实际上他们更关心政治。1993年的香港，不少媒体每天散布着可笑的小道消息，丑化大陆的政治制度，我总算明白了所谓的新闻自由意味着什么。平时走在街头，每天同样可以嗅到浓重的政治灌输气味，一点也不民主，更谈不上自由。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二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害怕社会主义红色旗帜在全球蔓延，一时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现在的人说起社会主义运动都不以为然，其实社会主义运动曾影响过很多像我们这一代的西方人，当时有很多欧洲青年特别向往社会主义生活。他们崇拜列宁，崇拜毛泽东，很多美国青年还崇拜过胡志明。

问：在你作品里也贯穿了一种无奈和伤感的气息。你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是不是感到失望？

刘：社会走到今天是一种必然。全球范围来讲，左右两极都在往中间靠，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逐渐淡化。中国现实已经难以用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去感召民众了。对曾经影响大半生的一种理想追求产生了质疑，确实有一种无奈和伤感。

问：你经常通过解构历史名作，进行隐喻，还有微妙的讽刺与寓言性质。

刘：共产主义信仰含有宗教意味。过去共产党常有人说到自己要去“见马克思”，意思等同于西方人去“见上帝”。马克思同样拥有一批忠实的信徒，如果今天他们可以坐在一起谈谈，一定会出现与《最后的晚餐》极其相似的场景。耶稣被出卖，被钉上十字架后，他又复活了。所以，这张画对于“明天”有这样一层含义：社会的不公只要存在，共产主义思想就可能复活。